作者：赵丰

陈寅恪先生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说：

“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

对于学术而言，新材料和新问题是相辅相成的，有了新材料，既可以提出新问题，也可以回答新问题。中国丝绸博物馆在策展《众望同归：丝绸之路的前世今生》（以下简称《众望同归》）时，一直把它定位成一个学术史的展览，也一直希望能遵循这一原则来做：运用新材料，回答新问题。

01

为什么选择一个学术史的题目？

世界上已有数不清的以《丝绸之路》为名的各种展览，或是名称不同，但主题相同。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推出的《丝如金时》、《走向盛唐》和《忽必烈汗》三部曲都是，国内由丝绸之路沿线博物馆组合而成的《大西北遗珍》《丝路帆远》《唐蕃古道》等也是。

我们自己从2015年来也已经做了5个丝路主题展，《丝路之绸》《锦绣世界》《古道新知》《神机妙算》和《丝路岁月》，但下一个展览做什么，一直困扰着我们自己。

为此，我向我的学界朋友求教。在一次与杭侃教授的聊天中，他提议我可以做一下“李希霍芬的丝绸之路”，因为大家都知道丝绸之路是李希霍芬提出来的，但很少有人谈到李希霍芬当时的想法是什么？虽然在学界已有不少人在关注李希霍芬提出丝绸之路时的初衷，象Daniel Waugh、王冀青、唐晓峰、荣新江、刘迎胜、刘进宝等，但还从来没有被展览所关注。

▲彩绘骑兵俑一组

我一下子就觉得这一点很好，但从李希霍芬到丝绸之路申遗之间，还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中有很多缺环，需要我们去接补和回答。所以，我觉得要从李希霍芬做到丝路申遗，这就是梳理丝绸之路从一家之言到人类共识的整个学术史。

▲释迦禅定坐像

年代：1-3世纪 尺寸：高35.8厘米，宽19.8厘米，厚8厘米  旅顺博物馆藏

当然，这一选题还有着更高的站位。东西文明交流虽然是一个史实，但用于代称东西文明交流之路的说法却有很多，如瓷器之路、香料之路、玻璃之路、青金石之路等，最后历史选择了丝绸之路，在偶然中有着必然。

这个过程极为重要，只有把这一段学术史梳理清楚了，人们才真正明白，UNESCO为什么会在1988年开始推动丝绸之路五次考察，中国领导人为什么会在2013年从丝绸之路出发提出“一带一路”的倡议。

也只有把这一段学术史讲清楚了，人们才会更知道，丝绸之路无论是其前世还是今生，都是在强大的国际视野下成长的，将来也会更容易融入人类命运共同体。

02

怎样组建一支强大的学术团队？

回答一个学术史的新问题需要无数个领域内的学术专家一起努力。一个博物馆特别是一个专题博物馆明显不具备这样的实力。所以我们邀请了大量的专家学者一起为策展提供学术支撑，我们平时的工作就离不开这些专家，经常一起合作和互动，于是，我们先在杭州召开了一次策展论证会。

杭侃是最早提出这个展览思路的，所以自然成为这个展览的起点，他负责对于李希霍芬提出丝绸之路概念这一段进行学术梳理。荣新江是我们国际丝绸之路与跨文化交流研究中心（IIDOS）的学术委员，也是我们丝绸之路展览的长期以来的学术顾问，自《丝路之绸》开始就是，一直到《丝路岁月》还是。

他的建议是这个展览不仅要从李希霍芬做起，而且应该回顾丝绸之路在历史上的形成过程。这样，展览就变成了丝绸之路的前世与今生（The Silk Road: before an d after Richthofen），一共分成三个大段，前世、提出和今生。浙江大学刘进宝教授刚好对丝绸之路大众化一段有较深的研究，正好为我们第二和第三单元提供了学术支撑。

大英博物馆的汪海岚（Helen Wang）和UNESCO世界遗产中心亚太主任景峰都是丝路中心学术委员。早在2019年，我们就邀请了汪海岚对世界各地举办的丝绸之路文化活动和专题展览作过一次梳理，她本身就是丝绸之路的钱币专家，对丝绸之路学术史特别了解。

景峰是UNESCO五次考察的亲历者也是丝路申遗项目的协调员，最后对于推动丝绸之路申遗发挥了重大作用。他的参加，对于我们勾勒这一段历史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当然，参与这个支持策展的学术团队的人员还有许多，如郭旃、陈同滨、张德芳、吕舟、罗华庆等。浙江大学罗帅博士更是加入了具体的策展团队，负责所有学术文本的写作和把关。

03

要多少新材料才能支撑一个学术史展览？

▲《驿使图》画像砖（复制品） 

原件年代：魏晋时期（220年—420年）尺寸：长35厘米，宽17.3厘米  甘肃省博物馆藏

丝绸之路的文物和材料成千上万，如何选择用于我们的展览？以前已有许多成功的思路，譬如按路线来选，分成草原丝路、陆上丝路、海上丝路等，或是从材料来选，瓷器、丝绸、金银、玻璃等，或是从题材来选，佛教、艺术、经济、军事等。

但我们这次用了Jean Pierre Drege《丝绸之路》中的思路，以开辟丝绸之路或是在丝绸之路上行走的人群出发来讲历史上形成的交流路线。

我们将其分成四种类型的人群，刚好在时代上也可以大约相符分成四个阶段，即使者、僧侣、商人和传教士所走过的路线。我们的展品选择也从这里出发。

▲鎏金铜菩萨立像  

年代：隋（581年—619年）尺寸：通高19.5厘米  浙江省博物馆藏

当然，这次展览是学术史，所以我们采用了大量的文献，特别是一些新发现的文献或是以前未用于展览过的文献。如敦煌悬泉置出土的简牍，我们第一次用简牍中出现的地名，连起了一条汉代丝路。再如碑帖，我们从国家博物馆借来粟特人的墓志碑拓，但还加了一件杨良瑶碑，他是唐代一位下过西洋的外交官员，拓片来自荣新江的收藏，连成了唐代陆上和海上丝路路线。

▲利马窦坤舆万国全图

年代：明（1368年―1644年）尺寸：纵168厘米，横382厘米  南京博物院藏

此外，大量的西方文献来自浙江大学图书馆的新藏，西北科考团的实物资料则来自新疆大学黄文弼中心最新的积累，敦煌研究院也出借了不少他们自己也没有展出过的珍贵档案。再有丝绸之路的整套申遗文本，则来自陈同滨的丝路申遗团队——中国建筑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

▲李希霍芬《中国》德文初版

而李希霍芬的《中国》、斯文赫定的《丝绸之路》（德、英文），以及斯坦因的中亚考察报告签名本等，则是我们为了这次展览专门征集所得。

这其中特别重要的文献是UNESCO的五次丝路考察，由于其重要性没有得到足够重视，相关实物和文献基本都是散藏在各人手上，至今没有一个集中的收藏，即使是UNESCO巴黎总部，也没有给它一个合适的位置。

于是，我们花费了大量的精力，找到了一批关键人物，如参加过三次考察的南京大学刘迎胜教授、四次考察的清华大学李希光教授等。在7月20日，正值第一次丝路考察在西安正式启动的30周年纪念日，当年的领队杜杜迪安和景峰在巴黎教科文总部、刘迎胜在中国丝绸博物馆展览现场联合召开了线上纪念会，当年参加过考察的安家瑶、李健超、郭旃、齐东方、林梅村、李希光等一起在网上勾沉了这段尘封的往事。

我们由此而发起了丝绸之路数字档案项目（DAS：Digital Archive of the Silk Roads），又启动了一段学术史的新材料征集和保存过程。

04

一个学术史展览会产生多少学术新成果？

有了新材料，提出了新问题，然后应该就会有新成果，新的学术成果会包括许多类型，也需要合适地展示出来。

首先当然是文物个案或是成组的研究。如杨良瑶碑，此碑原由张世民发现，后经荣新江研究并推荐，成为海上丝路的重要新证。

▲景教墓顶石

年代：元（1271年—1368年） 内蒙古博物院藏

再如内蒙石遗存的蒙元时期景教文物，既有莲花十字纹样的墓顶石，也有贴绣十字纹的丝绸残片，用花鸟纹特结锦织成，在中国丝织技术发展史上地位重要。

▲《文姬归汉图》 

年代：金（1115年-1234年）张瑀  尺寸：纵29厘米，横129厘米  吉林省博物馆藏

还有这次展出的传为金代张瑀的《文姬归汉图》，是展览中的明星展品，我们专门为其举办了小型配套文献展《出塞与归汉》和同名学术讨论会，会上我们提出了关于其年代的新证据、名物考证的新看法，特别是否定了与此画构图相近的日本所藏《文姬归汉图》早于张瑀本的可能性。

二是历史研究，可以还原许多历史事实。正如李希霍芬提出丝绸之路的动机与过程，学术界居然还找不到李希霍芬关于“马利努斯的丝绸之路”这一节的标准译本，所以我们专门请人把这一段译成了中文，同时梳理了李希霍芬在中国七次考察的过程，使得我们可以重新体会李希霍芬当年的思考。

再如UNESCO五次丝路考察的作用和重要性，也一直未被重视。通过这次展览，我们基本理清了从UNESCO提出丝路考察起，到UNESCO策划和推动、设计和组织丝绸之路申报成为世界遗产的全过程。

三是集合性研究。这需要把许多已有的成果积累、汇总、集合之后才能形成成果，最有代表的成果可见于一系列的丝绸之路地图。绘制地图是吃力不讨好的活，但我们迎难而上，使得这个展览中出现了多幅首次露面的地图，如用汉简上的地名连成的汉代使者的丝绸之路，以出土粟特墓志等资料连成的唐代商人的丝绸之路等。

▲《张骞出使西域图》

临摹自敦煌莫高窟323窟初唐壁画

05

如何解读和推广一个学术性的展览？

作为一个展览，必须要有必要的解读和普及，更何况是一个学术性极强的学术史展览。我们不仅要强调学术的高度，也要做出知识传播的广度。为此，我们也采用了许多不同的方法也进行传播。

一是采用各种方法为展品做好说明，讲好故事。如对于敦煌K320窟的张骞出使西域图，原图因年代久远而已是漫漶不清，为此，我们专门找人进行了重新绘制，依据数字化的壁画，再将其绘制得更为清晰，尽量恢复当年的原貌，便于人们理解。

二是我们召开了一系列的专题会议，通过学术讨论来进行传播。如在《出塞与归汉》小型学术会议上，我们邀请了上海博物馆凌利中、中国社会科学院扬之水、吉林博物院张磊等学者进行解读，同时对某些不很明确的内容进行了考证，找到了不少新的看法。

▲西北科考团群像

上排：左：黄文弼 右：徐旭生

下排：左一：斯文·赫定；左二：贝格曼；左三：马叶谦；左四：刘衍淮；下中：崔鹤峰；右四：陈宗器；右三：李宪之；右二：霍涅尔；右一：袁复礼

三是邀请专家学者写作专文，特别是邀请策展学术团队成员为展览写作专题文章，一方面用于展览说明和图录，同时也用作公众号推文。我们在《众望同归》展览中发出了18篇推文，在配套的专题文物展《一花一世界》中发出了近20篇推文，其中有不少推文还被《澎湃》等重要媒体转载或转发，收到了更大的效果。

四是我们为展览配备了几个层次的讲解。最高层次的有策展人讲解，每逢重大接待和重大活动，还有直播等，我们都由主策展人或是助理策展人进行讲解，第二层次是讲解员讲解，同时，我们也培训、配套了志愿者，由他们进行日常的讲解。

学术史的展览对我们来说确实是一项新的挑战，具有极大的难度。但我们在专家学者的全力支持下，在策展团队的共同努力下，展览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时任浙江省委书记车俊和浙江省省长袁家军先后来到了展览现场参观，对展览作出了充分肯定。浙江省委宣传部发文要求省级机关组织参观，使得广大干部群众对丝绸之路和“一带一路”的逻辑关系有了更为清晰的了解。而我们在线上线下组织的各种丝绸之路周的活动，更把国内国外的同行聚集在一起，共同发声。

回顾这一丝绸之路学术史的展览，我们可以说，展览和活动都达到了弘扬丝绸之路精神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