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南宋黄昇墓

1975年10月，福州城北浮仓山，福州市第七中学在扩建操场工地，发现一座南宋时期三穴并列石椁石板顶的夫妻合葬墓。

浮仓山是突起于闽江下游沉积平原上的山丘，四周水泽环绕，犹如浮出水面的仓廪，故名。唐宋以来，浮仓山以“孤峰突起，远山环抱”的地理形胜，为堪舆家视为风水宝地。在这里发现古墓，并不令人意外。

墓主人赵与骏卒于淳祐九年（1249），葬于中穴；原配夫人黄昇先卒，淳祐三年葬于右穴，继室“孺人李氏”于淳祐七年葬入左穴。从遗迹现象判断，赵与骏与黄昇原以“男左女右”的形式先行合葬，黄昇下葬之际，同时做好了赵与骏的寿穴。未几，赵与骏续弦，但四年后，继室李氏又亡，遂在丈夫墓穴的另一侧临时添葬一圹。两年后，待赵与骏葬入墓地，遂呈现为丈夫居中、二妻“先右后左”的三穴并列形态。

李氏墓室早年遭盗，除了一件砖质朱书的买地券，已无随葬品；赵与骏墓室也经过破坏，墓底残留两面铜镜，棺木和衣物腐朽殆尽；唯有右穴的黄昇墓室、棺木和尸骸保存完好，出有大量丝绸衣物。

七八百年前的尸骸和衣物，何以不朽？这与南宋墓葬的埋葬制度有关。

黄昇墓（左一）

石椁石板顶墓，体量不大，仅止容棺，但极力追求墓室的深埋、坚固、密封。长方形的墓室，置入棺柩后，墓室内所余空隙有限。在空隙中注入黏土、石灰、细沙，拌以松香、糯米汁等，把墓室整体浇灌于地下，即今所谓三合土墓。三合土，亦称灰隔、浇浆，类似于混凝土，一经板结，墓室内部与外界完全隔绝，既密封，又防腐。1966年发掘的兰溪南宋潘慈明夫妻合葬墓，出土棉毯、潘慈明妻高氏“告身”文书和纺织品等，新世纪发现的黄岩赵伯澐墓和武义徐谓礼墓，棺木、随葬品完好如新，并有大量衣裳和有机质文物，皆拜三合土技术所赐。

黄昇墓正是如此，在石椁与墓坑之间灌注松香，其上以三合土封顶。遥想当年，黄昇入殓之际，先在棺底铺上灯芯草，并注入水银（据《福州南宋黄昇墓》称，散落在服饰和棺底的水银共684克）；然后，盖上棺板，棺盖和棺身用卯榫咬合，再整体髹漆；棺木和石椁之间的空隙，灌入松香；继而盖上石板顶，并以三合土整体密封。重重关防，可谓固若金汤，尸骸和丝织品与外界环境隔绝，若不遭盗掘，再经百年千载，也不会腐朽。可以想象，如果赵与骏、李氏墓穴未遭后世毁坏，应该也会出土衣物服饰等物。

浮仓山是福州城郊的风水宝地，明清时期来此卜选墓地者不绝如缕，早早晚晚的坟墓层累叠压。据明陈荐夫《水明楼集》载，在黄昇下葬367年后的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有个名叫郑德彰的人在此造坟掘地，曾触及赵与骏旧茔，并见到了随葬的赵与骏墓志铭，当他读到“（赵与骏）三岁而孤，连丧怙恃，二十七而卒”等文字，心生恻隐，遂中止发掘。陈荐夫的记载与今天考古出土《黄昇墓志铭》所载其夫家的史实吻合，可知郑德彰掘地确为事实，但他并未进一步损毁其他墓室，黄昇墓因此躲过一劫。

1975年福州市第七中学工地上的抢救性考古发掘，在黄昇墓室内出土随葬器物共436件，其中成件服饰和丝织品354件，计有服饰201件，整匹高级织物及面料153件，梳妆用品48件，墓志1盒，买地券1件，犹如打开了一座琳琅满目的南宋服饰博物馆。

黄昇墓历经八百年风雨而硕果仅存，已属不易。如果没有考古工作者和丝绸文物保护专家的及时参与和持续呵护，今天这些文物绝不会完好地保存在博物馆里。细想起来，真是了不起的奇迹。

02紫褐色罗印金彩绘花边单衣

单衣合领、对襟，襟上无纽袢或系带，两侧开衩，衣长73、通袖长138、领高7、下摆宽51、两侧开衩高度约37厘米。衣身以二经绞素罗织成，轻薄通透，灵动飘逸。

黄昇墓内出土多件款式的罗衣，可见其在当时的流行。

紫褐色罗印金彩绘花边单衣，是黄昇墓出土的201件服饰文物之一，也是25件单衣中的其中一件。1990年3月，从福建省博物馆征集至中国丝绸博物馆内收藏。

入殓时，黄昇全身穿戴完好，上身有9件衣袍，自外及内，依次为：褐色罗镶花边广袖袍、褐色暗花罗镶花边窄袖袍、褐色罗镶花边夹衣、褐色花绫镶花边夹衣、黄褐色绢丝绵袄、黄褐色花绫夹衣、黄褐色绢夹纳衣、黄褐色绢单衣，在第二件窄袖袍的腰间系有绣花荷包一个；下身穿着11件裙裤，自外及内，依次为：烟色罗洒金双凤穿牡丹裙、褐色牡丹花绫镶花边裙、黄褐色花绮两外侧开中缝合裆裤、褐色牡丹花绫开裆裤、褐色绢丝绵开档夹裤、褐色绢开裆裤、褐色绢合裆裤、褐色牡丹花绫围兜、浅褐色牡丹花罗无腰无裆裤、黄灰色绢围件。

除身上穿着的20余件衣物外，其余衣裤大多包装在大大小小的包袱内——中国丝绸博物馆收藏的这件紫褐色罗印金彩绘花边单衣，原先包装在编号为第39号的包袱内（在《考古报告》中的编号为39（3）），衣服上有明显的折叠痕迹。大小包袱内的成衣，有的可能是黄昇嫁来赵家时的嫁妆。

“紫褐色”，是单衣的颜色。宋代服饰讲究淡雅内敛，女性衣着颜色以淡绿、淡蓝、淡紫、褐色、绯红、茶色等淡雅之色为主。衣物的奢华高贵品质，更多体现在材质、花纹、工艺的细节中。

“罗”， 指织物的材质。罗是绞纱组织的织物，因其经丝互相绞缠，呈胡椒眼形状的椒孔，故有“椒孔曰罗”一说。素罗，常见有二经绞罗和四经绞罗两种。

在纱、绢、绮、绫、罗等众多丝织品中，罗是比较精细、名贵的一种。因其材质轻薄，凉爽舒适，适用于湿热的南方地区，故为贵族们所喜爱。黄昇墓随葬的另一件牡丹花罗背心，重仅16.7克，正如南宋诗人陆游对福州织造的丝织物的描述，“举之若无，裁以为衣，真若烟雾”。

“单衣”，是常见的上衣形式，合领对襟开叉，加缝领，襟上无纽袢或系带。襟缘边多为印金填彩，襟缘内加缝花边一道，以彩绘居多，少量为刺绣。单衣的裁缝方法为正裁，对襟、两袖用大幅单料剪裁合缝而成，缘边、花边和加缝领，则为后加的缝缀。

宋代贵族妇女的穿着，以上身的衣、袍和下身的裤、裙为主。袍，是广袖长衣，袖子特大，《宋史·舆服志》称为“大袖”，一般作为正式场合的礼服，以“宽衣博带”的形象彰显主人的优容和气度。

相对于广袖大袍，单衣更加适宜日常穿着，衣长与上身相当，实为窄袖的短袍，穿着时两襟舒垂。这种衣式，汉代以来称为“襦”，即短衣。“上襦下裙”，是汉唐以来贵妇家居或外出时的常服，到宋代依然流行。宋代贵妇上身穿着合领对襟单衣，下身搭配以轻薄飘逸的褶裥长裙，潇洒自若。透过博物馆橱窗里的这件文物，一个宋代妙龄少女的婀娜身姿和青春样貌，宛在目前。

单衣前襟

“印金彩绘花边”，指单衣的衣襟边缘上缝缀花边的装饰工艺。宋人常在服饰的对襟和缘边，镶上一条由印花和彩绘工艺相结合的花边。

单衣对襟上的花边，先以淡色绘出图案底纹，然后在底纹上根据花叶的部位，调配色浆，逐笔描绘出花纹的形状，接着敷上彩色，最后以浓笔勾勒出花卉轮廓。从这件单衣花边的笔触看，笔法秀美，花边图案有牡丹、芙蓉、梅花、山茶、芍药、水仙、荷花、兰花、浮萍、游鱼、芦雁、鹭鸶、狮子戏球等民众喜闻乐见的题材。

印花与彩绘，通常结合兼施。织物上凸纹印花的工艺程序，大致如下：根据预先设计的纹样，在平整光洁的硬质木板上雕刻阳纹图案，再将涂料色浆或胶粘剂，涂在花纹版上；或者在花纹版上蘸上泥金，然后在上过薄浆的丝织物面上，印出花纹图案或直接印出金色轮廓。这就是“印金”工艺，单衣因此而增色添香、身价倍增。

印金，即泥金印花，先在阳刻图案的纹版上，蘸上调制的泥金，然后在上过薄浆、并经熨平的丝织物上印出花卉的轮廓，最后在叶内填彩，完成印金填彩的花纹。由于粘性不强或附着力不一，泥金花纹容易脱落。不知道此类宋代珍贵服饰应该如何小心洗涤，才不至于破坏泥金装饰？也许高档的衣物，根本无需也不能洗涤，这是与布衣百姓两个不同的平行世界。

泥金的成分，经过上海复旦大学化学系光谱定性，含量以纯金为主，杂有少量银、铅、硅、铜等元素。新造之初，单衣的印金花纹在光线的照射下，想必金光灿烂，代表着服装主人雍容华贵的气质。

除了印花、彩绘、刺绣等装饰，也有必要说一下提花的花罗，虽然本件文物为素罗，但黄昇墓出有大量花罗织物。织物花纹的题材，与彩绘、印花类似，也以写实的折枝或缠枝牡丹、芙蓉、山茶、莲荷、梅花、卷草等花卉为主，布局自然，层次分明，展开一匹匹花罗，犹如走进众香国。

北宋开创的写实性与装饰性相结合的图案趣味，至南宋高度成熟，愈发具有活泼灵动的生活气息，摆脱了汉六朝提花装饰以几何纹、规矩纹、动植物的匠气，与唐代的团窠、团花装饰也大异其趣，展示了唐宋之间持续深化的世俗化、人文化的审美趣味演变。

摇曳多姿的图案设计，反映着织造技术的进步。花罗织造工艺较一般提花织物复杂，上织机时需要提花束综与绞综装置相配合，由两人协同操作，一人坐在花楼上掌握提花工序，另一人在其下专司投梭、打纬，织造起来，耗时费力。以花罗之名贵，绝非普通平民妇女可以享用。张俞《蚕妇》诗曰：“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巾。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这是北宋诗人的见闻，在黄昇生活的南宋后期，想必人们也有同样的感慨。

03黄昇，究竟是怎样的女子？

据随葬的《宋故黄氏墓铭》载，黄昇系黄朴之幼女。绍定二年（1229），在她三岁时，黄朴中进士第一，即绍定二年榜状元。黄朴因此视黄昇为吉兆，宠爱有加。淳祐二年（1242），十六岁的黄昇嫁给宗室、将侍郎赵与骏，不幸于次年夭亡，同年十一月葬于“浮仓山之阴”。

黄昇墓志铭

墓志铭的作者是赵与骏的祖父赵师恕。赵与骏年幼而孤，由祖父抚养成人。赵师恕与黄朴，曾经同学于大儒黄榦之门，交情甚笃，又是门当户对的人家，遂撮合成赵与骏与黄昇的婚姻。

无独有偶，1986年福州市北郊茶园山东麓出土了《黄朴墓志》，系其亲家翁赵师恕篆额。据载，黄朴生于绍熙三年（1192），卒于淳祐五年（1245）。黄朴进士及第后，端平二年（1234）知泉州兼提举市舶司，是泉州长官兼掌对外贸易通商大权。泉州是当时的国际大港，“知泉州兼提举市舶司”堪称肥差，例如宋元鼎革之际的泉州提举市舶蒲寿庚，本身就是经营海上贸易的“巨贾”，亦官亦商，富甲一方。

据《宋史·真德秀传》，大儒真德秀于嘉定九年及绍定五年两度知泉州，由于市舶官员利用职权之便，专擅外贸，对蕃商巧取豪夺，中饱私囊，致使舶务衰弊，“蕃舶畏苛征，至者岁不三四”，“征榷太苛，而蛮琛罕至”。黄朴在真德秀之后的端平年间知泉州，《福州南宋黄昇墓》考古报告的作者，认为各种版本的《泉州府志》均未记载黄朴的政绩，推测他主政期间，恐怕不像真德秀那样独善其身。

赵师恕是宋太祖之第九世孙，南渡后，寓居福州，即《黄昇买地券》所载的“福州怀安县八座乡观风里”，即今福州市西北郊。据载，赵师恕在嘉定八年（1215）知临安府余杭县，端平元年至三年以朝请大夫、直焕章阁知广西静江府（今广西桂林），颇有官声。晚年，赵师恕深受宗室敬重，淳祐初以朝议大夫、直徽猷阁知南外宗正司，主管外居泉州宗室的属籍、教育和赏罚事宜。淳祐三年，赵师恕告老还乡，辞去泉州南外宗正司事一职，不料回家没多久，就遭遇孙媳妇黄昇的死亡和葬礼。

当时，赵与骏年仅二十一岁，官阶为将仕郎，既无实际差遣，更无科举出身，全赖宗室特权荫补得来的文散官之最后一阶。据《宋故黄氏墓铭》的标题和正文，可知黄昇早殇，并无朝廷内外命妇的封号。但是，所有这一切都不足以妨碍黄昇奢靡的厚葬。

黄昇墓出土的丝织品服饰，品种多样，有平纹组织的纱、绉纱、绢，平地斜纹花绮，绞纱组织的素罗和花罗，斜纹组织的花绫和提花缎等；纹样装饰，有印花、彩绘、刺绣等，多数服饰的花边采用彩绘、印金、贴金与填彩相结合的工艺。这些名贵的织物，据出土的两匹绫绸织物匹端的墨书题记，一作“宗正纺染金丝绢官记”，一作“口口口司”和似为“赵记”的朱印，可以判定部分织物是泉州南外宗正司下辖作坊的产品。这显然是赵师恕家的财物。

其实，墓中大小包袱中的成衣，更有可能是黄朴家的嫁妆。泉州是世界性贸易大港，丝织品正是外销海外诸国的大宗产品，据赵汝适《诸蕃志》记载：南宋时期从泉州港出口的丝织物有绢伞、绢扇、建阳锦、生丝、绵布、缎锦、锦绫、缬绢、丝帛、五色缬绢、皂绫、白绢等。这是一条真正的“海上丝绸之路”，曾经提举泉州市舶的黄朴，想必有机会获取心仪之物。

据《宋史·舆服志》，北宋朝廷三令五申，力倡简俭， 规定“内廷自中宫以下，并不得销金、贴金以装著衣物”，“非命妇之家，毋得以金为首饰，毋得以真珠装缀首饰、衣物”，限定士庶、商贾“只许服皂、白衣”，禁止民间“服销金”。服饰制度，等级森严，上尊下卑，不得僭越。南宋高宗、孝宗、光宗朝也多次申令“务从节省”，严禁奢靡之风，非皇族、宗室、显贵之家的命妇闺秀，不得穿着缀饰印金、泥金、贴金及彩绘刺绣的绫罗衣物。

然而，上行下效，地方权贵和有力之家在日常生活中的僭越行为，根本无法禁绝，例如黄昇并未册封为命妇，但出土的包袱里却有两条只有命妇才能佩戴的霞帔。这不奇怪！以赵师恕“天潢贵胄”之家的身份，以黄朴专擅市舶之利的仕宦经历，黄、赵两家拥有丝绸等财物想必可观，在他们共同宠爱的黄昇逝世后，随葬以丰厚的绫罗绸缎，且多有印金、泥金、贴金、彩绘等装饰，无非是再现了一个皇族宗妇和新兴官僚大家闺秀的养尊处优的生活方式。

从南宋后期丧葬习俗的角度考察，墓葬的规格大小、随葬品丰薄，越来越与墓主的身份等级并无必然联系，而更多取决于墓主人生前的财力状况以及丧家经办丧事的具体态度。这也是南宋社会文化度持续世俗化的一大特征，以赵、黄二家的财富状况，以及他们对黄昇的宠爱态度，这样的丧葬安排合情合理。只是八百年后，陵谷变迁，当黄昇墓重见天日，打开一扇南宋贵妇衣柜的同时，也坐实了皇族宗室和以科举起家的新兴官僚的奢华生活。

参考文献：

1.福建省博物馆编：《福州黄昇墓》，文物出版社，1982年。

2.卢美松：《黄朴、黄昇父女墓志铭解读——两方墓志反映的南宋名宦的家世和生活》，《福建文博文物研究与保护》，2016年第一期。

3.王淑娟：《南宋紫褐色罗印金彩绘花边单衣的修复》，中国丝绸博物馆“公众号”2020年2月12日。

4.郑嘉励：《读墓：南宋的墓葬与礼俗》，浙江人民出版社，2022年。